清代的“家人”

　　上天竺有老僧，尝入冥，见狰狞鬼卒驱数千人在一大公廨外，皆褫衣反缚。有官南面坐，吏执簿唱名，一一选择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意大怪之。见一吏去官稍远，是旧檀越，因合掌问讯：“是悉何人?”吏曰：“诸天魔众，皆以人为粮。如来运大神力，摄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伙，叛服不常，皆曰自无始以来，魔众食人，如人食谷；佛能断人食谷，我即不食人。如此哓哓，即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沦不返，无间地狱，已不能容，乃牒下阎罗，欲移此狱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灵。十王共议：以民命所关，无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祸亦深。惟是种种冤愆，多非自作；冥司业镜，罪有攸归。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其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四大洲内，惟此四种恶业至多，是以清我泥犁，供其汤鼎……。”[1]这个故事的荒诞性是显而易见的。纪昀在此故事之后即说道：“语颇荒诞，似出寓言”。然而，这个故事又有其真实性，其“以民命所关，无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祸亦深。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云云，正是清代社会的客观现实。纪昀记此故事，乃神道设教，也正是针对上述“四种人”的。本文要讨论的是上述“四种人”中的第四种人——“官之仆隶”。所谓“官之仆隶”，在清代正式的称谓叫做“长随”，俗称“家丁”或“家人”。“家人”云者，或以为是官之家属。这种按照今天的意义所作的字面理解，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些人在当时的官员看来，不同于吏和役这些“公人”，而是他们家里的人。但是，这些官员的“家里人”，是“官之仆隶”，不是官员的家属。官员的家属，是上文提到的第三种人，即所谓“官亲”。“仆隶”的意思很清楚，是仆人或者奴仆的意思。清代社会，大户人家使用奴仆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官宦之家，更是如此。

　　“长随”作为“官之仆隶”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清代的官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官员日常生活的助手，更是官员处理政务时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长随”是官员权力的延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员的意志和利益。然而，这种特殊的权力地位也使得“长随”成为了滋生腐败和滥用职权的重要源头之一。正如故事中所述，这些“长随”往往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地方上的豪强勾结，欺压百姓，牟取私利。他们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清代对“长随”的管理，经历了从松散到逐步规范的过程。在早期，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加之地方官府对“长随”的依赖程度较高，导致了这一群体的乱象丛生。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尤其是到了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开始意识到“长随”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整治。例如，乾隆年间，朝廷曾多次颁布谕旨，明确规定“长随”不得干预政务，不得私自收受礼物，违者严惩不贷。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长随”滥权的现象，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进入20xx年以后，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对于公职人员及其身边人的管理更加严格。特别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加大了对“官之仆隶”等类似群体的监督力度。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这些措施不仅有效预防了腐败现象的发生，也为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然要求。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我们必须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特别是要加强对“官之仆隶”这类特殊群体的管理，确保他们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为人民服务。这不仅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我们党初心使命的坚定践行。

　　综上所述，“官之仆隶”作为清代官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和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深层次问题。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清代社会的历史面貌，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今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深化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不断创新和完善各项制度，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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