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复观看儒学对当代政治观念的反应

　　儒学是一套从人生信念、社会理想以至政治原则都有全面安排的价值系统。这个系统塑造了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但其功能也为其所投射的现实结构所制约。因此，当传统社会解体之后，它也随之落入风雨飘摇的境地。这是众所周知的结论。但是，从思想史上来观察，对那些献身于这一传统的现代思想家而言，它在思想领域的进退则是有章法、有步骤的。事实上，在传统政治秩序面临瓦解之前，儒家中的革新派就企图以他们所粗知的西学为参照系作自我更新，以便保持其在社会转折时期在政治上继续取得主导地位。这就是康有为古经新解、援西入中的努力。但它本身思想资源的积累不足以支援这次仓促的应变，结果便导致其试图攀援的盟友（西学）最后成了将其逐出政治舞台的对手。从戊戌到五四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1）其时儒学被攻击的主要理由，就是作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它与来自西学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政治观念相抵触。这一判决不一定要依据对思想史作精心研究的结论，只要诉诸某种经验描述就足以让人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必须转移阵地。幸亏它回旋的余地大，政治受排斥可转入社会，于是有了梁漱溟在肯定儒学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设想与尝试的重建乡村社会伦理秩序的战略。但社会秩序也日趋解体，教化又失去其市场。儒学又只好再收缩阵脚，进入人选领域，其成果体现为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的新心性之学。从政治退至社会，又从社会收缩为人生，这就是现代儒学迂回曲折的战略转移之路。（2）心性之学论及人生价值之类形上问题，它诉诸先验直觉，从学理上讲很难有对错判然的答案，因而比政治、社会问题更容易加以防护。但是，从海内外的经验看，心性之学并非是现代儒学真正可以“安身立命”之地。在大陆，1949年易帜之后，儒学的对手不是讲容忍的自由主义，而是它以往的倒影，另一种同样也是从人生、社会到政治都要全面安排的意识形态，因而即使是谈心性这类“唯心主义”的问题也没逃遁之地。（3）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崛起，儒学再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逐渐被世界所认识和重视，儒学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支持。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不仅注重理论上的深化，更强调将儒学的思想精髓与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探索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路径。

　　在这一过程中，儒学的现代转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学者们致力于挖掘儒学中蕴含的普遍价值，如仁爱、和谐、诚信等，这些价值观念不仅符合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愿景，也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了智慧和启示。另一方面，儒学在教育、社会治理、国际交流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在教育领域，许多学校开始将儒家经典纳入课程体系，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感；在社会治理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尝试借鉴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理念，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构建和谐社区；在国际交流中，儒学也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通过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尽管如此，儒学的现代转型仍面临不少挑战。首先，如何在保持儒学传统精神的同时，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其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日益频繁，如何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弘扬儒学的独特魅力，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此外，儒学的普及和传播还需要更多创新的方法和手段，以吸引年轻一代的关注和参与。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社会各界正在积极行动。政府层面，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和支持儒学的研究与发展；学术界则通过举办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出版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等方式，推动儒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民间力量也不甘落后，各类儒学社团和公益组织纷纷成立，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促进儒学在大众中的传播与影响。

　　总之，儒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既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也需要广泛的实践探索来检验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尊重历史，传承精华，也要面向未来，勇于创新。只有这样，儒学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独特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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