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中的史学观

　　《文史通义》中的史学观

　　清代初年，浙东史学学派由黄宗羲所开创，该派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重史学研究，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在清中期出现了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章学诚。章学诚（1738年—1801年），浙江会稽人，清代史学家、史学理论家、方志学家、目录学家，他的《文史通义》在继承浙东史学学派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倡六经皆史，力主史意（史义），创立了更为完善的史学理论体系，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向高峰。

　　史学的源流在《文史通义》开卷，章学诚即论述史学的源流：“六经皆史也”。章学诚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并不仅是“圣人立言以垂教之经”，而都应视为史学著作。历史上，经史有别的争论早已有之。北宋苏洵认为，经史自古泾渭分明，“经文简约，以道法胜；史文详尽，以事辞胜”。到了明代，潘府、王阳明、王世贞、李贽则认为经史无异，已有“五经皆史”的论述。清中期，章学诚再度提出这一史学研究命题，并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在“浙东学术”部分，章学诚阐释：“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孔子倡言“见诸行事”，言天人性命必究于史，史学所以经世，是史学的根本所在，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谈论史学。“六经皆史”命题之所以提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六经属政典，记录了中华上古的典章制度，因此史是先于经而存在的。“先王政典”须与时王制度有机统一，才能完整理解“六经皆史”的含义。比如《易》以天道切于人事，它因时而制，在致用中不断完善，并不是因循不变，而“变”则是万古恒常的。章学诚由《易》推论《诗》《书》《礼》《乐》《春秋》，甚至凡涉著作之林“无一非史”。

　　章学诚的史学观不仅在于对历史文献的重新解读，更在于他对史学功能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史学不仅仅是记录过去的事实，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记录来指导现实，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种观点与当时盛行的考据学派形成了鲜明对比。考据学派强调对古代文献的精确考证，往往忽视了史学的社会功能。而章学诚则认为，史学应当关注现实社会，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当下的社会治理提供参考。他指出：“史者，所以明得失，示劝惩，存治乱之迹，使后人有所鉴戒也。”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他对史学功能的深刻理解，也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还提出了“史德”概念，强调史家在撰写历史时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他认为，史家不仅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态度，还要有高尚的品德。史家应当以公正无私的态度对待历史事实，不偏不倚地记录历史，避免个人情感和利益的干扰。他指出：“史德者，谓著述者之心术也。夫立言之人，心术不正，则其言必不能公；言不公，则虽有善言，亦不足取。”这一观点强调了史家的道德责任，对于维护史学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章学诚还强调史家应当具备“史识”，即对历史事件的深刻洞察力。他认为，史家不仅要记录事实，还要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他指出：“史识者，谓著述者之识见也。夫立言之人，识见不高，则其言必不能远；言不远，则虽有善言，亦不足传。”这一观点强调了史家的学术素养，对于提高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此外，章学诚还提出了“史法”概念，强调史书编纂的方法和技巧。他认为，史书的编纂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法，以确保历史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他指出：“史法者，谓著述者之法度也。夫立言之人，法度不精，则其言必不能信；言不信，则虽有善言，亦不足用。”这一观点强调了史书编纂的技术要求，对于提高史学研究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详细阐述了史书编纂的具体方法，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运用等各个环节，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论指导。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主张史学应当关注现实社会，为社会治理提供参考，这一观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清代中后期，中国社会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人口增长、土地兼并、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为当时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使他们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应对现实问题。例如，他在《文史通义》中多次提到“因时制宜”的原则，强调历史研究应当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他对史学功能的深刻理解，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还对后世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的“六经皆史”、“史德”、“史识”、“史法”等概念，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也为现代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初，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中国史学界开始反思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为中西史学的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持。例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就借鉴了章学诚的观点，提出了“史学革命”的主张，强调史学应当关注社会现实，为国家发展服务。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为现代史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史学研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工具。然而，技术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可以忽视其根本目的。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强调史学应当关注现实社会，为社会治理提供参考，这一观点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面对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复杂局面，史学研究应当更加注重跨学科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技术手段，深入挖掘历史资源，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史学研究还应当注重培养史家的道德素质和学术素养，确保历史记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总之，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六经皆史”、“史德”、“史识”、“史法”等概念，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也为现代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不断探索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为推动我国史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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