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法规建设问题的几点思考

　　公文是公务机构依法履行职能的一种重要工具，公文处理本身就是一种有特定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为此，以公文处理活动为对象，充分建立和实施相关的法律规范、制度规范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必需。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党政领导机关对公文处理法规建设给予了必要的重视，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建国之初的20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颁布了新中国第一个公文处理方面的行政法规《公文处理暂行办法》，2055年和2056年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党内规章《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县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办法》。其后，经过多次反复的修订或全面更新，党政两大系统分别颁行了各自的公文处理法规[1]：《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2096年5月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2087年2月发布，2093年11月修订）。几十年来，我国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法规建设工作，无论对维护公文的法定效力功用，还是在更高层面上对规范和改善管理、保障国家和公民权益、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能，都发挥了非常有益、有效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认识到，与其他领域相比，与时代的需要和要求相比，公文处理法规建设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存在一些......